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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幣的繆斯
    

持幣的繆斯

兩千萬美元能給詩歌帶來什么?

 

/李玉輝

/ [] 丹納·古德耶爾

 

        《說謊者的撲克》和《錢幣球》的作者麥克爾·劉易斯是一名記者,他首次在《詩歌》雜志發表文章是2005年夏季的一期,當時發表的是一篇諷刺文章:《如何以詩謀殺:六點攻擊計劃》。文章以其特有的商業風格提出了六點建議:“1)積極思考。沒人喜歡牢騷滿腹的人。詩人往往顯得對消極事物絮絮叨叨。2)采取嶄新的積極姿態,并將此態度對準掏錢的顧客。顧客是你的朋友,而你那些典型的詩作事實上并沒怎么注意到活生生的買貨的顧客。3 考慮好你要傳達的主要信息。你的普通讀者也許會喜歡文藻華麗的作品,但一天結束時他們往往會問:‘我能買點什么帶回去吃?’”所以,去年九月,《詩歌》竟發表了一個宣言——《新世紀美國詩歌》,用它來概括劉易斯諷刺文章的嚴肅地位,這似乎有點怪誕,而且還似乎帶了點無意而為的喜劇效果。文章作者約翰·巴爾曾經是華爾街的決策經理,現在是詩歌基金會的主席。2002年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一位女繼承人露絲·利里向《詩歌》捐贈了兩千萬美元,由此成立了詩歌基金會。基金會的存在“以發現和宣傳最佳詩作,并將它們呈獻給最多的讀者為目的”,同時也贊助《詩歌》的出版發行。

 

        巴爾在文中宣稱:“美國詩歌已經做好準備來迎接新事物了,因為我們的詩人長久以來的創作都不能突破一種模式。如今的詩作中存在著一種疲憊感和呆滯感。”詩歌在公眾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處于缺席地位,存在著“士氣問題”。他說詩歌的狀態欠佳,說詩人創作時難以擺脫前人的桎梏,因此銷量也不好。(兩千冊已經是行業慣例。)他說,“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日益流行的‘美藝術碩士課程’使詩歌作品在數量上大幅增加,但體裁上卻受到了限制。結果詩歌變得一方面死氣沉沉,引不起共鳴;另一方面(這是我要強調的)不能娛樂大眾。”在題為《不羈地生活,無畏地寫作》這一部分,他敦促詩人向海明威那樣,去學術圈外尋求經歷——去游獵,去海釣馬林魚,去和公牛賽跑。“人的心智就像一個市場,尤其是在選擇娛樂方式的時候,”他寫道,“你看莎士比亞時期的喜劇,或是上個世紀的小說,或是當今的電影,都顯示出一種藝術形式只有能對準時下的觀眾,并從觀眾中獲得力量,才能發展到頂峰。”

 

    巴爾不是在芝加哥長大的,作為一名開朗的中西部人,他說自己從哈佛“幸存”了下來。他是靠海軍獎學金在哈佛讀的書。巴爾今年六十四歲,個子不高,坦誠直率,溫和樂天。1985他創辦了一家推銷能源的公司,如今這個公司名叫蒂尼基公司。他從摩根·斯坦利公司經營主管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人合作創辦了一家特色投資公司——巴爾·德福臨公司。他還寫過六本詩集,其中一本經由一家凸版印刷社限量精裝出版。他不停往返于芝加哥和其他三個住所之間:他和妻子住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公館里,養著一只中國獅子狗和一只小約克郡犬;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市有一處二十五英畝的房產作為他們的周末度假別墅(巴爾家的三個孩子均已成年)。他喜歡獵取大獵物(因此右耳微聾),還是個水手,一年四季皮膚曬得棕黑。多年來他一直不跟生意上的同僚們談論自己寫詩的事。“我怕他們覺得詩人都是嬉皮士,怕他們對我寫詩不以為然。”他這樣說。巴爾的新書《優雅——一曲長長的史詩》用一種自創的加勒比口音寫成,靈感源自他圍繞拉美的溫德華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的家庭航行。詩中讀不到一絲羞怯。(敘事者是個園丁,他講述自己看到宅子的女主人被丈夫當場拿住——“那紳士亮出他的家伙/像一根整個的薩拉米香腸,她也亮出了她的,/恰似一道術后的傷痕,帶著一抹愈合中的憤怒的緋紅。/然后他把他的工具置于那女士的內地,/然后他開始挖掘這口井”——這尷尬處境最終導致了謀殺和近一百五十頁的詩歌。)

 

    巴爾對新事物的呼吁從狹義上說與《詩歌》激進的起源相吻合。1912年在芝加哥創辦《詩歌》的哈列特·莫羅在一本回憶錄中寫道,在世紀之交,“美國詩歌這口井似乎正日漸干涸,最糟的是好像根本沒人在意。我正是要對這種冷漠宣戰。我要用一眼新泉中汩汩的活水來為這呆滯的墨守陳規注入生機。”然而,盡管巴爾處心積慮地要把詩歌與當下流行的娛樂重新結合起來,莫羅自己作為一名受挫的詩人,當初的動機卻是因為對主流的厭惡。她給詩人們寄去的雜志提供了“首先,在他們自己的地盤上出名的機會,而且幫他們擺脫通俗雜志強加的束縛。也就是說,普通雜志必須迎合的是對詩歌不甚感興趣的公眾,而這本雜志是要吸引并培養一批從根本上對詩歌作為一種藝術,一種最高級別的、對真與美表達最完整的一種藝術形式感興趣的公眾” 。初期的《詩歌》刊登過埃茲拉·龐德(當時住在倫敦,雜志創刊時的駐海外通訊記者)、H.D.及華萊士·斯蒂文斯的詩,那時候他們都還是無名之輩。1915年,莫羅發表了才剛二十五歲上下的T.S.艾略特的一首詩,《J.阿爾弗萊德·普羅夫洛克的情詩》。她在文章中寫道,“這些詩人滌除了維多利亞式的過火和孱弱——即過分注重老套的多愁善感,重復來重復去,凈用些陳詞濫調,措辭和手法都脫不開過時的公式。”東海岸的報紙取笑“豬肉城市的詩歌”這個想法,然而無論如何,《詩歌》成為了高度現代主義的象征,而莫羅是主要傳播人。

 

    “美國現代詩的歷史與《詩歌》在美國的歷史幾乎可以交替,絕對是密不可分的。”詩人A.R.阿芒斯曾經說。(戈溫德林·布魯克斯,詹姆斯·梅利爾,和約翰·阿什伯里都是《詩歌》發掘的詩人。)巴爾對《詩歌》輝煌歷史的津津樂道可以理解,但他也公開地對它在當今時代對詩歌的影響表示不滿,“當代的詩歌盡管流派各異,并進行了各種嘗試,但卻仍然處于現代主義的陰影之下,”他這樣寫道,“它像個驅使著當代創作的引擎,還是個廢引擎。”巴爾向往的詩歌比現代主義更主旨鮮明,更關注公眾和熱愛讀者——是充滿智慧的、個人的、有時還有意地帶點隱晦的詩歌。“美國還沒能產生詩歌界的馬克·吐溫,”他寫道。作為鼓勵,他建立了一個新的獎勵基金,款項為兩萬五千美元:馬克·吐溫幽默獎。比利·柯林斯成為第一位獲此獎金的人,他是個謙恭而略微有些自我菲薄的前桂冠詩人,在與讀者溝通方面表現出非凡的能力。(據其出版商說,他售出的書超過五萬冊。)許多方面上他體現了巴爾的理念。

 

    我最近看到的露絲·利里的照片上是一位年邁的婦人,漂亮的藍眼睛,眼皮重垂,頭發金黃蓬松,涂著口紅。她帶著大顆的珍珠耳環,穿著粉紅色斑馬紋套裝,端坐在一株一品紅前面。這幅照片印在《一本小小的書:露絲·利里詩歌及選文》的扉頁。這本書的硬封面上包著灰色的布,上面是浮凸的金字,由巴爾的妻子潘妮·巴爾編輯,詩歌基金會出資非公開印制,在20058月利里女士九十歲生日那天呈獻給她。集子所選的詩歌形式完美,語調哀婉,點綴著許多感嘆號。許多詩表達的是因為渴望簡單的生活(一幢田園小筑,一個從前的伙伴)卻不可得而痛苦。有些詩署以筆名珍·馬琦;其它詩包括她三十年代晚期在《時代》周刊上發表的一首署名都是“R.利里”。

 

    露絲的祖父埃里·利里上校曾創建了一家制藥公司,她是他惟一尚在的重孫女。她父親是J.K.利里和母親露絲·布林克米爾·利里育有兩個孩子。她出生在小城聞名的家庭中,相當嬌貴。據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載,大蕭條也侵襲了她們家,并使她中學時一度輟學。雖然受到庇護,她還總是被每日變更線路的荷槍實彈的平克頓衛兵四處驅趕。——自林德伯綁架案以及對她表兄的威脅后,她更加與世隔絕。露絲十七歲時舉家搬到了奧德菲爾茨,這是一座有二十二間屋子的法式莊宅,不過這里的一日三餐按照一位訪客的話說都是“山地愛家人”式的:法式洋蔥湯,羊羔肉塊,還有草莓和奶油。她的臥室俯瞰著奧姆斯蒂德兄弟公司設計的一道沖溝。露絲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奇書善本收藏家,曾經給印第安納大學捐贈了兩萬卷書和一萬七千冊手稿,從而增加了一個圖書館。1954年他建立了利里圖書館。(他還收集玩具士兵,各種木船,郵票;他收集了六千枚金幣,現在屬于史密斯學會。)根據露絲和她兄弟送給印第安納玻利斯藝術博物館的語音總攬介紹,為了保護隱私,她家建廊中厚厚的簾子總是拉得嚴嚴實實的。

 

    露絲二十五歲嫁給后來成為鮑伯斯·梅里爾出版社編輯的小戈恩賽·凡·萊普爾,他寫過一些給兒童看的傳記作品(貝比·魯絲,努特·洛克尼),盡管這些人從來沒有過傳記。他們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露絲頻繁出入各家醫院,接受心理治療。她深居簡出,幾次露面還上了報紙。有個被疑為杜撰的故事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商場老板們讓女模特穿著他們覺得她有可能喜歡的衣服,開著燈展示,以方便她夜晚乘坐自己司機開的車出來時購買。多年來她不敢坐飛機,八十歲之前沒出過國。《星報》一篇文章說利里家的一種叫普羅扎克的藥物改善了她的狀況。現在她每年旅行一到兩次,隨行的幾十人中有醫生、護士、親戚和助手,有時還帶著廚師。她的住宅是她父親名下的雙像園,周圍繁榮富裕,距離奧茨菲爾德數英里遠,一排高聳的松樹宛如屏障,與一道電籬一起保護著這座宅子。透過稀疏的樹林你可以依稀看到,那是一幢漆成白色的磚房,上面有藍色的窗戶,還有一輛警車在前候命。由于沒有確鑿的消息說明利里為什么會給《詩歌》捐贈這樣一筆巨款,有個傳說應運而生。原來人們發現,利里作為小桂恩賽·凡·萊普爾的妻子在七十年代曾向《詩歌》投稿,但遭到個人口氣的拒絕。這樁繪聲繪色的傳言似乎成了一個理由。當時報紙上紛紛出現的各種故事中,利里幾乎以一個奇幻的捐助人的姿態出現——一位希臘女神,裝扮成普通游客,用財富和永生來獎勵善行。未被披露的是,她開始也許并沒打算如此慷慨。

 

    1981年露絲與桂恩賽離婚,她兄弟喬伊讓法院來處理她的事務。法院指定國家商業銀行(后為國家城市銀行并購)管理她的財產。當時那些財產價值約五千萬美元——幾乎全部以利里名下的股票形式存在。她在遺囑中約定,除過留給她六個侄子侄女的財產外,這筆錢將分給《詩歌》和現在得名“為藝術奮斗的美國人”的一個華盛頓藝術教育機構兼游說團,以及利里資助會,該資助會的資金基本上都投給了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利里的股票盈利很好,利里女士的資產增加到了近十億美元。九十年代晚期,她的律師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包括遺囑、遺囑附件及遺贈文件,將財產移交給另一個實體托管,以便她的律師連同她的侄子侄女一起以她的名義管理,來使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收益。利里女士的健康狀況岌岌可危,銀行方面得知財產的轉移時擔心,如果利里女士去世,漸漸得名的“老慈善組織”會提起訴訟。

 

    銀行經由法院同意,草擬了一個計劃來維護老慈善組織的款項,只是這時候這筆錢變得更多了。2001年《詩歌》得知自己所得的股份下跌,但等了一年后才宣布接受這筆贈款。同時,《詩歌》的老董事會——芝加哥藝術資助人——他們大部分人的角色是籌措資金——開始改選更張為詩歌基金會。那一年,利里的股票由每股七十五美元跌到了四十八美元——大幅減少了詩歌基金會的資金份額。基金會與“為藝術奮斗的美國人”一起,以銀行未能履行其承諾的分散持股以規避風險的義務為由起訴銀行。在即決裁定時法庭駁回了起訴;今年冬天,基金會提起上訴,法庭在警告基金會“若你的馬是白送的,就請閉嘴”后,維持了原判。十二月基金會再次上訴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最高法庭。

 

    約瑟夫·帕里西在《詩歌》得到贈款時已經為《詩歌》做了二十年的編輯。他自告奮勇接管基金會,并任命克里斯汀·威曼,一位年輕的詩人兼評論家,做自己的接班人。(帕里西沒干幾個月就從基金會辭了職。)董事會通過獵頭公司找到了約翰·巴爾。當時約翰·巴爾將約翰·戴福臨公司賣給了法國興業銀行,并任該公司環球能量部主管。巴爾曾擔任過美國詩歌會、伯寧頓學院以及耶都文藝營的董事,還在莎拉·勞倫斯大學教過三個學期的美藝術碩士課程。在董事與會見面時,他引用理查德·威爾伯的詩句“若你想找的是個‘良善而白發蒼蒼的藝術指導’,那你們找錯人了。”他說,這項工作正是他多年來一直期待的令人振奮的傳道事業。

 

    十二月中旬,芝加哥的一個早晨,巴爾身著一襲風衣,腳蹬一雙平底鞋,站在對面有兩座不大的辦公樓的一條街道人行道上,距離紐伯利圖書館僅幾個街區。紐伯利圖書館在利里捐款之前就贈與《詩歌》位于其藏書大樓的八百五十平方英尺的空間作為其辦公處所。(后來該雜志社就跟詩歌基金會一起共用《先驅論壇報》對面高樓中的一個大套間。)基金會正就購買那兩幢辦公樓所在的兩塊地進行談判。地產市值七百萬美元,如果交易進行順利的話,基金會會在幾年內建起一座兩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大樓。樓內將有圖書館,《詩歌》基金會的辦公室,還有個演講大廳。(基金會已經有了一系列極好的打算;今年秋天就有馬特·斯特蘭德,羅伯特·海斯和加里·斯奈德的朗誦會,以及一次里查德·威爾伯對塔杜夫詩歌翻譯的闡釋表演。)巴爾說:“這幢大樓不必宏偉壯麗,但它將成為詩歌的民族家園”,它將還有地方留給基金會的新計劃:詩歌研究院——一個以“山楊研究院”為范本的智囊團,來研究當代詩歌中存在的問題,并且組織研討會來傳播最新的發現。它的第一個工作是參加芝加哥大學國家意見調查中心耗資七十萬美元于去年春天完成的一項調查。該調查與其他大量的數據一同顯示:百分之九十的美國讀者認為詩歌極具價值。

 

    詩歌基金會是個操作執行基金會,將大部分的款項用在自身的各項活動上而不是用于發放各種獎金上。正如埃塞爾·卡普蘭,一位資產管理公司律師兼董事會董事所說,“沒人愿意坐在那宣讀獎金提案——詩人尤其不愿意。”截至一月,基金會已經收到八千八百萬美元。在所有的款子到位后,基金會明年的預算開支將是一千萬美元。

 

    在1922年的《詩歌》的一篇社論中,莫羅對報紙上刊登的詩歌的質量表示痛惜:“這些通過辛迪加在多處同時發表的詩人像電影制片人一樣,正漸漸學會‘善有善報’,學會‘通過展示給人們美德、簡樸和良善的感情來混下去’,只有這樣才有好的票房。” 她那時就想要單獨為詩歌開辟一塊領地;基金會現在要大張旗鼓的對待詩歌——重新將其帶入到一個世紀前非最無聊而且僅供消遣而無實際內容的詩歌不刊發的報紙和雜志中去。為了這個目標,基金會為報刊雜志擔當起了編外詩歌編輯。一年后,基金會給十幾個雜志編輯寄去了對那些雜志刊登過的版面上進行添油加醋改編的戲謔版。(在《善理家政》的橫貫兩版的相撲式俳句中介紹怎樣“用鮮花來給老瓷器配對”,在健身版刊登的路西里·克里夫頓的《向我的屁股致敬》原名叫做《愛上你的曲線》。)基金會給《細節報》推薦了吉姆·哈里森的一篇散文:“如果吉姆·哈里森,這個詩人、小說家(《秋天的傳說》)以及承滿睪丸素的活木桶需要每日一劑詩歌,這首詩可不能有娘娘腔……其中一首很好的詩是《無需懼怕詩歌》。更好的一首也許是《閱讀詩歌,全神投入》”有些詩人為了這個目的更為殫精竭慮。“一個常識是,我們不能把詩歌拿來放到《佳房美園》這樣的原型雜志中去,”巴爾說,“他們會說,‘這是什么玩意?我的讀者可讀不懂。’”基金會還為2004-2006年度的桂冠詩人、前尼布拉斯人壽保險公司總裁泰德·庫瑟爾撰寫的一個通過報業辛迪加在多家報紙上發表的專欄付費。這個專欄以撫慰人心的美國式主題(鄰里、瑣事、農物等)為特色,多數發表在中西部和北方的地區性報紙上。

 

    基金會年前剛辦起來的網站一年預算超過一百萬美元。網站有各種新聞、博客、最暢銷詩集目錄,還有一個各類詩人詩歌總庫,很有助益地按主題編了目錄。這對詩人們大有裨益,因為基金會為出版他們詩的出版社付費,而且大部分詩人都得到了益處。網站編輯艾米麗·華恩已經通過銅谷出版社發表了兩部詩集(第三部正在出版中)。她以前在微軟工作時曾協助發布早期版本的網絡瀏覽器。她說:“我們生活在我們詩歌庫里的偉大詩作和這個廣大的公眾的交叉點上,”華恩想讓網站成為詩歌世界中的《新聞提要》或是《娛樂周刊》,用鮮活而非教條的觀點來反映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她不但與學術界商討(哪些是柴斯羅·米諾茲的最佳和最具代表性的詩作),也向那些鑒賞力更為通俗人們征求意見。網站副主編艾米麗·懷特住在西雅圖,她為《異鄉人》做了五年編輯工作(華恩說,若非懷特的影響,自己絕對想不出《赫伯特現大眼。鄧恩是男妓》這樣的標題。)《細節》的非正式主編杰夫·考狄尼爾為網站寫了一個題為《非利士人》的專欄,他告訴我自己曾建議多增加些幽默和非嚴肅主題的元素,如像“暢銷書目啊,智力測驗啊,大事年表啊,還有極具個人意見性的專欄啊什么的,以此來獲得更多的聲望。”
    基金會九月份宣布了最近的一組獲獎名單。巴爾說目的是 “要將一束聚光燈投到詩歌世界尚未矚目的角落中去。”杰克·普里魯茨基被授予 “美國第一位桂冠兒童詩人”。普里魯茨基出版了四十多冊兒童詩歌,可以說,他是心中時刻裝著讀者的最佳詩人典范。詩集《天上下著豬和面條》中的,《我有只寵物番茄》里有這樣的句子:“我有只寵物番茄/它沒枝也沒葉/我朋友的寵物是蘆筍/我為啥不能跟他們學?”

 

     “我自己不是詩人,” 潘妮·巴爾告訴我說,“我不懂詩歌,但我懂帶孩子。帶孩子是我的專長。為成人創作的詩人都沒聽說過杰克·普里魯茨基。但有個大秘密是他們賺了大錢。”普里魯茨基給基金會捐贈了五千冊兒童書籍,這些書將被收藏在基金會的大樓里。

 

    巴爾希望基金會日益擴大的影響能引人注目。“你可能覺得我講話不謙虛,”他說,“但是從現在起的數年后,當人們回溯歷史時,我的第一個希望就是美國的詩歌長河會因詩歌基金會的存在而在某種程度上——或較大程度上改道。就算影響沒那么大,也能因為人們有所察覺到而稱之為‘芝加哥運動’,這樣也不會讓我失望。我不知道‘芝加哥運動’會是什么樣,一點想法也沒有。它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某種詩歌。不過它暗示了與當今情形的一種背離。如果它能對詩歌這種藝術形式有什么影響的話,我希望是能吸引更多的讀者,而且能促使詩歌更多的從普通讀者那里獲取力量。你知道艾茲拉·龐德寫的有關沃爾特·惠特曼的句子:‘讓我們之間產生思想的碰撞’嗎?我希望在這種意義上,在詩歌的意義上,讓主流的普通讀者與當今的詩人能產生思想上的碰撞。”

 

    金錢總能在詩歌界引起軒然大波,露絲·利里的贈款就遭遇到了幾分矛盾的反映。舊金山zyzzyva雜志(《象鼻蟲》雜志)的主編霍華德·張克爾寫信給《時代》周刊,——緊隨其后的是一篇關于詩歌輝煌前程的文章——承認“露絲·利里的慷慨大方讓我極為眼紅” 。但他繼續寫道:“如此一筆巨款相對于這么一個小小的組織來說不是個好的義舉……現在該組織的員工和董事會著力所做的是如何來花這筆錢,而如何繼續讓這本小小的雜志保持令人尊敬的地位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事。賺錢也許已經是成真的美夢,但也可能是個噩夢。”比利·科林斯則提供了一個效仿大洪水時期的方法,“我建議詩歌基金會去買條船,一條亞里士多德—奧尼西斯式的,一百九十英尺長的豪華游輪,”他跟我說,“你可以叫它‘詩之船’,開著它周游世界各海岸,然后把它停到圣特洛佩茲港,這樣我就可以在船屁股上開個朗誦會。”其他各個詩歌組織都希望有機會跟《詩歌》合作并推進手頭的工作;而基金會盡管已經給同領域的其他組織做了一點小小的貢獻——例如給了美國詩歌學會五千美元以支持“國家詩歌月”,卻還一直是我行我素。和我談過話的一位詩人這樣描述基金會:“南方特色,一路沿襲下來的南方特色。”一位非營利性文學組織的主席說:“他們的論調是,我們要讓詩歌好好在文化場上表現。就好像他們要跳到浪潮的中間,宣布自己是能制造潮汐卷起波濤的月亮。那種用本來就進展得好好的事情給自己臉上貼金的行為著實令人厭惡。”

 

    巴爾的文章招來了那些本身就對基金會日程持警惕態度的詩人及教師們源源不斷的責難。“令人厭惡”、“反理性”、“反教育”,這些我是聽到的一些反響。詩人兼南卡羅來那大學教授卡羅爾·穆斯克-杜克斯說: “這是鼓勵人們消費詩歌,簡直是強拉硬拽。基金會討論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把詩歌塞給更多人,而并不是如何真正去改變這些人的意識。基金會只想讓他們掏錢買詩。”詩人喬伊爾·布羅爾在的十二月份的《時代書評》上發表的對某一選集的評論中若明若暗地談到基金會的一些活動,他寫道:“當代詩歌最大的財富就是(除過某些絞著手極度苦惱又極其渴望看到詩歌能跟這片土地上每個取款機、收稅站及花盆連在一起的人所宣稱的相反的言論)它沒有廣大的市場,因此不需要皮條客。”另一些人只是認為基金會想要使詩歌深入大眾是枉費心機。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詩人兼翻譯家理查德·霍華德說:“他們妄圖改變詩歌——而詩歌自己會變化。你不能強迫詩歌。”

 

    《詩歌》刊登讀者來信的那幾頁充滿了責難,間或有幾人表示支持。愛達荷大學指導美藝術碩士課程的詩人羅伯特·利格萊寫了一封信,信中的二十個設問句(最后一個是:最后,有沒搞錯?)在表演了一組憤怒的后空翻后,以一個只有一個詞的句子著陸:“一派胡言”。十二月份,洛杉磯大學學院英語教授、詩人斯蒂芬·延瑟爾也給《詩歌》寫了一封不客氣的信,在介紹一位年輕詩人于洛杉磯海莫爾博物館一次朗誦會前時,給這次爭論做下了定論。“可能你們還在一直關注著《詩歌》又一次爆發的小小騷亂,”他說,“他們不過是靠藥錢起家——說白了——利里制藥廠的錢起家!”觀眾大部分都是詩人或詩歌教授及他們的學生,他們會心地大笑起來,而他也繼續下結論,“與巴爾先生所說的恰恰相反,今天的美國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詩歌正在蓬勃發展。”

 

    對于批判巴爾的人們來說,巴爾的理念顯示出文化保守主義、金錢及可鄙的守財奴對通常認為神圣的、完全被遺忘了的地界的侵略。作家與寫作項目協會執行總裁D.W.梵達在該協會十二月的時事通訊中這樣寫道:“置詩歌于經濟法則和新潮市場促銷活動中,就好像是對那些他們說經理們永遠也不會想要去打擾的山谷的粗暴入侵。”巴爾是如今人們說的“生意人詩人”,這點上他很像通用食品公司前總裁丹納·吉奧雅(他的團隊創立了吉爾-奧吉格勒斯),他現在是國家藝術捐贈中心主席,甚至還是全國最活躍的詩歌演說家。1991年,吉奧雅發表了一篇極富爭議的文章《詩歌要緊嗎?》,成為后來巴爾評價詩歌藝術存在狀態的預示。他也很想看到十九世紀詩人-雄辯家的再現。他說,亨利·郎費羅在世時,人們慶祝他的生日就像慶祝國家節日。吉奧雅在國家藝術捐贈中心的一些創舉包括在軍事基地表演莎士比亞劇目,他從波音公司籌到捐款來表演《還鄉》,還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回來的士兵們建立了作家工作室。《商業周刊》最近有篇文章說捐贈中心在吉奧雅管理下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七點五,聲稱一個原因是“著眼于愛國主義主題”。巴爾說自己和吉奧雅有著相似的精神——敢于揭露對手所懼怕的任何東西。(巴爾和吉奧雅各自的組織已經就一個叫做“放聲做詩”的項目進行合作,這是個全國性的大聚會,聚會上中學生一起記憶和背誦詩歌。)后來,芝加哥左翼雜志《阻隔者》上又發表了史蒂夫·伊文思的一篇文章,文章聲稱,“通過丹納·吉奧雅、約翰·巴爾、泰德·庫瑟爾等人,卡爾·洛夫的屢經斗爭還不思悔改的經濟優越感與反動文化民粹主義的混合物被兜售到詩歌世界的偏遠地帶。”在一個腳注中,伊文思將巴爾的身份定義為共和黨御用文人,巴爾告訴我他不愿意討論伊文思的這一論斷,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工作跟政治毫無瓜葛。

 

    即使是在那些經過了深思熟慮反響中,你也可以察覺到一股暗暗涌動的傷痛:巴爾宣稱大眾不再珍惜詩歌,單單是考慮這事的真實性就讓人懊惱;思考基金會做出的一些選擇,特別是在學校、獨立出版商、發行量不大的雜志等許多傳統的詩歌捐助者都在苦苦支撐的同時思考基金會做出的那些選擇,也同樣一些人氣憤。“金錢不能解決問題,它只能重新組合這些問題,而且巨款可以制造出一個萬花筒,它顯示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耶魯評論》主編及詩人J.D.麥克萊奇如是說:“平庸的氛圍已經像霧一樣籠罩了基金會的事務。比方說那些新獎項。并不是那些獲獎者讓我覺得不舒服,而是那些獎項的名目。兒童詩歌?趣味詩歌?如果基金會要通過那些方式來給自己挖刻一個壁龕,那在墻上也是個太淺又太低的壁龕,正好顯示出它缺乏雄心和嚴肅感,而這最終也許是致命的。具有諷刺性的是,他們通過吸引那些認為‘草原家庭伴侶’是最高藝術的人來冒使自己邊緣化的風險。這是補充報道的文化,這些詩適合印在購物袋上。基金會似乎想促銷詩歌,就好像促銷麥片或是情景喜劇。”

 

    克里斯汀·威曼自2003年起開始作《詩歌》的編輯,他經常發表文章擁護形式規范的詩歌,藐視他說的“支離破碎又乏味無聊的懺悔主義”和“七八十年代流俗而沉溺于自我的自由詩。”他的判斷帶點陰郁的調子:他在十二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新聞特寫中談到華萊士·斯蒂文斯,說“他的作品中有座暖房,過分純理性化,這個特點是研究院所喜歡的,而也正是當代詩人要下大功夫去凈化的東西。”他這樣評判希爾維亞·普拉斯,“她整個的影響糟糕透頂,宣揚的是一種自戀式的絕望,這種自戀式的絕望如今頑固地存在于許多詩歌、小說和電影中。”

 

    四十歲的威曼在西德克薩斯長大,他藍色的眼睛看上去很嚴肅,性格開朗溫和。在他與妻子丹妮拉·切普曼及雜志咨詢編輯一起分住的套房內,掛著一幅他祖母十幾歲時在德克薩斯河中受洗的黑白照片。他告訴我說希望自己第一本書中的那些大部分壓韻的格律詩能為家里人所讀懂。他說:“我的審美觀很特別,無疑也影響到了雜志,但我不認為我把自己的審美觀強加給了雜志。”他發表了許多詩人的詩,談起那些實驗性的作品時他感到很驕傲。

 

    威曼覺得他為之繼續工作的雜志需要得到新生。“談論此事的人太少,”他說,“往這里投稿的年輕詩人不夠多,雜志打不起精神。我努力想在每篇文章中加入一些能在某方面振奮人心的東西。”在一篇詩人兼傳記作家瑪麗·卡爾邀他撰寫的文章中,他開頭就是:“要承認我在《詩歌》中不大可能存在的天主教教義,感覺上好像比那些手里揮著HBO“特優性用品”震動棒的女人還要變態——這雜志部分上是建立于無神論者和二十世紀的J.阿爾弗萊德·普魯夫洛克及其同伴們的幻想破滅基礎上并且致力于此的。”他說,想要引起轟動的沖動讓他問巴爾自己可不可以發表一年前在芝加哥大學聽到的巴爾所做演講的演講稿。

 

    威曼對巴爾就當今詩歌及其在文化中地位問題所做講話的大部分內容表示同意。但是,他的活動范圍僅限于該雜志。他任用了一些敢于直言不諱的年輕批評家,給他們言論的自由。在2005年一篇社論中他解釋道:“普遍存在的不僅僅是明顯的相互吹捧(朋友互相奉承,老師抬舉學生,晚輩詩人撰文推崇當權老詩人),還有寫的文章都那么客氣有禮、循規蹈矩、平淡無奇……我們想要的作家應該寫作時心存對當代詩歌感興趣的普通讀者。就是說我們要刊登那些眼光獨到、意見尖銳、廣泛涉獵詩歌之外其它領域知識的評論家寫的文章。”咄咄逼人的新文章并不總能被人賞識。一封寫給主編的信中這樣評價那些評論:“就其實質,我得說,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都年輕莽撞又自我陶醉,他們拋開明理的分析,消極地否定一切,以淺薄取代深刻,用片面的態度代替全面的理解。”在威曼管理下,雜志的發行量一萬一千冊增加到近三十萬冊(這得部分感謝信件問答運動direct-mail campaign)。兩年后,雜志又重新策劃,盡管這時它還是一本長九英寸寬五英寸的小薄書,封底還是與詩歌相關的格調高雅的廣告和獲獎公告,封皮卻已經變成了各種色彩鮮艷的圖案。詩人的稿酬也由每行兩美元漲到了每行十美元。

 

    最后一點,每年刊登近三百首詩的《詩歌》幾年前起不得不從九萬首詩中選稿。(1998年我也投過稿,那時我快要從大學畢業,當時的編輯帕里西鑒賞力不錯,沒發表我那些詩。)現在每個周三,全體編輯人員:威曼、切普曼、一名助理編輯、和一位見習生都要碰面討論稿件。數周前,他們聚在一間能觀賞湖景的辦公室里,圍繞著一張大大的橢圓形辦公桌,輪流推薦自己從如山的稿件中選出的佳作。持續兩三個小時的談話莊重、恭敬,容忍矛盾,也考慮一些文學之外的因素。在討論了幾個知名作家的作品后,威曼推出了一名新詩人。“她的詩與眾不同,”威曼說,“我喜歡她不同凡響的耳朵。我發現這些詩還帶著些許挑釁。這缺陷顯示她的自滿情緒。有些詩行很美,你們聽聽:這是否太難琢磨?你對它們反應如何?這些話能行么,是不是凈是些現今流行的話?”

 

    “她還沒怎么發表過東西,這很好。”他說。他還說打算接受這些詩,他們信服他的話,就都同意了。

 

    編輯們對一位美藝術碩士班學生由其教授匿名推薦的幾首詩及另一位自稱是中學生的作者投的稿子討論了很久。“如果是真的,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給他發表,”切普曼說,“這是《詩歌》的傳統,而我們還從未這樣做過。”會議最后幾分鐘時,編輯們確定了兩位長期投稿人的幾首詩——這些詩非常適合夏季的刊物,很切合切普曼所說的“給認真的讀者的海濱讀物”這一主題。

 

    約翰·巴爾搬到芝加哥時加入了“旅行者俱樂部”。俱樂部有著一百多年的歷史,與藝術研究院的一次隆重會面在一座蔚為壯觀的石頭建筑中舉行。俱樂部成員很有代表性地包括了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的校長,藝術研究院主席和一些商界領袖。而且據大衛·西里爾德說,過去俱樂部的書記員和財會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建筑的大廳里繚繞著雪茄的煙霧。去年一個大霧迷茫、寒氣刺骨的夜晚,巴爾計劃就基金會和利里贈款一事來做個二十分鐘的幻燈片展示。西里爾德的妻子塞麗亞是芝加哥一名歷史學家,她做《詩歌》董事會董事已經有三十年,也是為新建筑選取設計式樣的委員會的一員。“《詩歌》在芝加哥一直是詩人一座重要的港灣——有著卡爾·桑伯格和宰豬的屠夫及所有那些人,還有格溫多林·布魯克斯和布龍奇維爾,”她說,“《詩歌》是詩人的總司令部,即使這些詩人不是芝加哥人。密歇根大道曾經有個叫‘小小美食家’的小飯店,哈列特·莫羅可能曾伴著桑伯格的吉它樂聲進行自己的詩歌朗誦會。”

 

    有侍者敲響了鐘琴,示意晚餐已經準備就緒。俱樂部成員及客人轉而來到餐廳,餐廳墻上飾有墻板,玻璃格窗,地上鋪著密實的地毯,窗子上掛著厚厚的帷幔。巴爾身著挺括的白襯衫,海軍上裝,打著條紋領帶,與妻子潘妮并肩坐在餐桌旁——潘妮嬌小玲瓏,金發碧眼,涂著鮮艷的口紅,手腕還戴著一只金表。同座的還有西里爾德夫婦,董事會另一對夫妻,以及基金會員工。談話后來轉到了對巴爾文章的爭論。西麗亞謙虛地說自己尚不能讀懂最近讀者寫給主編的信,巴爾答道,“你得確定自己坐下來耐心地閱讀,現在讀者來信太多了,這個郵箱現在的地位還很重要。”

 

    董事會主席埃塞爾·卡普蘭說:“讀者的強烈反映讓我振奮,無論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我們。他們對此充滿激情,談論時激情高漲。我做董事已經三十年了,《詩歌》一直都是個奇特的小怪物。如果我們是引起這場辯論并開始這次談話的一員,那就太棒了。”

 

    上菜的時候,大衛·西里爾德走上講臺發言。他開玩笑說,基金會既然這么興旺,可以考慮頒發一個新獎項:“純粹詩人獎”——給那些思維像詩歌一樣但不寫詩的人。“獎金不用太多,‘年度純粹詩人獎’獎勵個五萬美元就行了。”然后他要求就自己的投資建議給點小費,比方說給點天然氣什么的。巴爾起身來到講臺前說:“感謝你與眾不同的開場白,不過過去我已經被稱為是‘給全世界提供天然氣’最多的人了。”說完呵呵笑起來。

 

    巴爾展示了一系列幻燈片,有哈列特·莫羅,T.S.艾略特,瑪麗安妮·摩爾(“她寫過首精彩的小詩《詩》:我也不怎么喜歡詩/還有很多事/比這無聊的閑話更重要”),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羅伯特·弗羅斯特,還有艾茲拉·龐德(“跟那張面孔吃飯,你意下如何?”)。然后,巴爾沒有再追述雜志光輝的歷史,而是開始談論雜志的“第二春”。一張幻燈片上顯示的是一副年輕女子的老式寫真照片,目光低垂,披散著波浪般的金色卷發。“現在登場的是露絲·利里,中西部另一位衷情于詩歌的人。”他說利里并沒有對如何使用捐款規定任何限制。“她的贈款,無論從款額還是它賦予的自由度,我覺得都表示出她對詩歌純粹的熱愛。”他列舉了自己看到的當今詩歌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只有當讀者們不分伯仲的時候,藝術家們才開始談論‘為藝術而藝術’;只有在沒有什么可以為之寫作的時候,藝術家才為時代而寫作。對這一點的認識指引我們董事會在任務聲明中將基金會致力于追求‘讓詩歌在我們的文化中具有強勁旺盛的表現力’。”他的下一張幻燈片是圓球列表,列舉了基金會的倡議。他正好講了二十分鐘,講話令所有的人滿意。

 

    后來,我讀到巴爾寫的一首詩,詩名《修復》。這首詩讓我想到他連同他的華爾街背景能為這項工作帶來的前景。詩的開頭是:我喜歡去恢復那些/衰敗中的事物的品質”,詩歌講述了一個人,他有條不紊地清理自己領地中所有的東西,用鋼刷清除污垢,還給它們打磨拋光。但他還夢想著更偉大的事。這個夢想,即這首詩,這樣結尾:

  

    一個謙遜的民族選我做首領。

    (他們也分享著那

    已競工作的朦朧光輝,在最后一縷微光里)

    風暴的沖溝已被清理,甬道也已重砌,

    遺留的塵土與包裝

    也被丟棄。方的方,正的正,

    一切都打理的整整齊齊。小城這才

    符合藝術家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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