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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梅勒與紐約
    

諾曼·梅勒與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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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S. 奈保爾

 

 

    諾曼·梅勒總是穿上他那件得體的深藍色外套參加競選,到最后他都要把頭發剔得很短。大約一個星期之前,梅勒的競選團隊就已經為這次活動犧牲了不少頭發。梅勒的那位身強體壯、已過而立之年的競選經理剛剛刮清了他的小胡子,就連鬢角也未能幸免。現在,他那年輕氣盛的脖子看上去更加白凈和整潔,漆黑的領帶將他的衣領系得嚴嚴實實。從他胡子下發出的第一號施令,實際上出自梅勒本人。自那以后,上周有三、四天,梅勒和他的團隊之間有些疏遠。

 

    “這其中有某種程度的角色混淆。”一個短頭發的年輕人說。

 

    這些人仍然忠于總部,但他們宣稱自己效忠的是競選事業和綱領。他們常用“候選人”取代“諾曼”,使競選聽上去神圣得像一次祭祀。有些人早已打出“支持諾曼”的旗號,而另外一些人用紅色粉筆散布著反對諾曼的猥褻口號,但是未敢用全名,而是用名字的首字母來代替。

 

    梅勒的競選總部(現任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去年的競選總部)就是哥倫比亞行政區內一座破舊大樓里二樓的一個臟亂的大房間,一樓是幾間咖啡屋和和一家桑拿房。大樓里的電梯總是出故障,還是角落里的樓梯比較安全,雖然轉角處有時堆滿了裝滿垃圾的塑料袋。紐約某些地方跟印度的加爾各答很像。諾曼的競選總部被一塊塊低矮輕薄的隔板分成幾個辦公室,后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隔板隨著競選的進行被紛紛拆掉。房間內家具寥寥,只有幾張用支架撐起的桌子,一些折疊椅和幾臺復印機。打印過的紙散落得到處都是:墻上、地上、桌上。

 

    陸陸續續有支持者加入梅勒的競選團隊,使之日漸強大。有時背上系著坐著嬰兒的鋁架的女孩兒出現在這里,使得梅勒的競選總部看上去就像一個嬉皮士營地,帶著家庭特有的隱私和自我滿足的獻身精神。就在上周氣氛疏遠的幾天里,大伙兒的隱私消失了。他們常常聚最后一塊隔板后面的桌子旁,像業余演員在報酬低廉的電影理模仿憂郁一樣,拿著啤酒罐,好給那些開始遭冷漠后來受歡迎的記者留下他們正在酗酒的假象。

 

    這是一次難以界定的競選——專業人士與門外漢、政治家與非政治家的對決。梅勒的競選徽章上寫著:對手都是些可笑的家伙。此時已經可以感到,上周的疏遠可能是對疑慮或者惶恐情緒的掩飾。就在兩周前,一個美國作家,他不是梅勒的朋友,告訴我梅勒的競選將和1964年戈德華特的競選一樣,是一場自我戰勝的競選。梅勒和戈德華特一樣,不拘一格,向往自由。媒體將會使他更加振奮,但僅僅是在他處于目前的情況中。此后梅勒將會失去密切的關注;隨著競選的推進,情況將會變得糟糕。到了最后,梅勒的主張,無論多么正確,都會被扭曲、詆毀,到時梅勒自己也不得不四處尋求避難所。

 

    事情并非如此。但這確實是梅勒在他人氣最旺盛時做的一次賭注。梅勒一直在抱怨媒體的報道,但是這些報道正與日俱增,而且日漸嚴肅。就在競選那天,41,000個登記過的民主黨人投了他的票。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樣的成績相當不錯;對梅勒這個七周的政治家而言,這樣的結果也算是一次勝利了。藍色外套、巡回演講、數不勝數的握手:梅勒的直覺沒有錯。使用這些競選中的慣用方法——雖然政治家們常常自嘲這些舉動——確確實實幫助梅勒建立了不少威信。

 

    一直以來,這場競選就像是一出知識分子的娛樂表演。在反反復復的聲明和言簡意賅的表達中,梅勒總顯得那么真誠。他深諳如何利用語言天賦,使自己的每句話聽上去就和警句一樣發人深省。“匿名產生厭倦。”“只要犯罪是人類最有趣的活動,它的數量就會與日俱增。”“需要越來越多的警察去保護越來越多的糟糕的當權政府。”而且,梅勒在現場采訪中也很出色。他的回答——就像舌尖輕拍一下上牙床,似乎藏起來一塊口香糖——突然、迅速、精煉。作家的想象力,從未間斷的處理和組織經驗(事后他告訴我:“你一直都在寫關于你自己的小說。”)可以隨時通過考察。

 

    “如果你獲得了民主黨提名,你會選擇對抗哪一派共和黨?”

 

    “馬奇。他號稱自己是保守派。我稱自己為左翼保守派。我們將會就保守原則的意義展開一次非同尋常的探討。許多號稱自己是保守派的人是右翼反對者,這實際上是兩碼事。”下一個問題。這是在上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也是梅勒對言語感到厭煩的場合。

 

    梅勒最不擅長的環節是此后的沒有爭議的電視競選聯賽,期間每位候選人可以輪流講一分鐘。此時那些政治家是贏家。盡管候選人都發表演說,但他們似乎并不在乎這些言語,甚至也不在乎他們自己;他們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只是權力,以及權力是什么。梅勒的言語是他本人的一部分。作為作家以及政治家,他肩負雙重重擔;他這次既隱秘又公開的賭注中最荒謬之處便是對雙重角色的分身乏術將會為他引來災禍。

 

    梅勒的構想很宏偉——紐約,一座垂死掙扎的城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是其主要問題,唯一的希望是重建一個完善的政治機構。在紐約作為第五十一個州的前提下,能夠更直接地掌控資金,城內或多或少有幾個區域可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構想的誘人之處在于:不允許在曼哈頓區域內開車(整座城市被軌道交通環繞);提供免費的公共自行車;每月都有一個法定安息日,即甜蜜的星期天,這天將沒有嘈雜的交通,而且“除了鳥之外沒有其他東西飛行”。

 

    這段話看上去倒像是一段痛苦的知識分子宣言。最初,梅勒的宣傳方法也是典型的作家風格:在《紐約時報》上用沉悶的、充滿雙關語的社論版塊召集支持自己的言論,通過作品《邁阿密和芝加哥的圍攻》以及《夜之軍》獲得的獎項擴大影響力,號稱自己關于阿波羅登月的新書已經簽下了百萬美元的合約。

 

    在格林威治自治區進行的第一場競選集會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社交聚會,非常喧鬧。從媒體的報道來看,梅勒的新書似乎在重復舊作《軍隊》。一個錯誤的開始——梅勒自己后來也承認了——不過這確實是一個作家才會犯的錯誤:一本新書在開始時通常像對上一本書的重復。接著,競選活動發生一些改變。它發現了之前缺少的部分——政治問題,從而整場競選變得富于政治性并獲得其本質。

 

    紐約城市學院曾是一所在種族問題上倍受爭議的學校,它使用一種“雙重錄取政策”:一半名額事先預留給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這一比例比以前上升了許多。所謂的弱勢群體指的是黑人、波多黎各人,猶太學生將在這一政策中蒙受損失,學校的錄取標準也將被降低。每個市長候選人,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公開表示反對這一政策。只有梅勒和他的“競選伙伴”對此表示支持。作為娛樂活動開始的競選對某些人而言已經變得危險。“這兒的猶太人把梅勒當成罪人”,這一消息來自梅勒在布隆克斯區的一位工作人員。調查顯示,反對這一政策的民眾與支持的民眾數量之比為八比一。此后幾天,梅勒努力工作,企圖讓選民明白那些看似不負責任的做法實際上符合邏輯和社會需求。一周后,共識終于達成:紐約城市學院決定只錄取400名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而不是1500名;聲明發表之后,該事件終于淡出了公眾視線。但是選舉的聲勢卻日益浩蕩起來。

 

    競選初期,梅勒會用這樣的話來形容他的對手:“如果允許我在這里說臟話,那么我想說瓦格納就是一件滯銷商品。”這就是代表小鎮參加紐約市長競選的梅勒先生。最后他甚至還會這樣形容瓦格納:“他不過是木林中的一匹領頭的竹馬而已。”這句話更諷刺,更富有政治意味。就在競選當晚,梅勒失而復得的候選人資格使人們一路歡呼著跟隨他從總部穿過第八大道來到他的車前。選民們也為梅勒的妻子和母親而歡呼,她們也協助了梅勒的競選。這時,人們見到了政治家梅勒作為一個普通家庭成員的一面。

 

    三周前,梅勒曾對一個電視臺的記者說過,參加一場競選好比寫一部小說。二者都需要自信和創造性。“你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思考。作家以世界為對象進行分析,最終世界改變了他。整部小說完成之際,他已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如果梅勒有政治基礎,那么這是他作為作家的閃光點。不過梅勒已經是一個光彩照人的公眾人物了。

 

    在鎮級獨立民主黨人的年度晚宴上,有兩位發言人將是以前曾與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和后來的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共事的家伙。麥卡錫、肯尼迪:這兩個名字的魔力不僅限于左翼陣營內、反對群體中和自由黨中;而且對于那些持不同政見、并做好失敗準備的對手來說,分量也相當重。“我知道有人曾經資助過十四位競選失敗的候選人。”一位來自萊克星頓大街民主黨的客人說。梅勒將會輸掉競選,但這位來自萊克星頓的客人似乎并不準備接受梅勒是一個失敗者的事實。想法不錯,可是就算梅勒能做些為美國爭光的事,那也是在其他領域。

 

    慈眉善目的長相,讓人有一種震懾感的體格,而不是不情愿的肥胖(梅勒的原話),一整天撲在競選演說上而造成的些許疲憊、藍色的眼珠在精疲力竭而又多變的表情中閃爍,毫無疑問,梅勒出席了鎮級獨立民主黨人晚餐前的雞尾酒會。

 

    “我對梅勒先生說過,”一個四十歲的女人說。(她的領口隨著她急促的呼吸而上下起伏)“他說我可以跟他上新聞發布會的車,我想跟著他去任何地方。”她的護花使者牽著她的手,淡淡地笑著。

 

    競選經理班寧列出了晚上的所有應酬事項,可能要熬到半夜才能完成所有任務。

 

    那個女人猶豫了一下,然后選擇了晚宴。

 

    施瓦茨曼,梅勒先遣團隊中一位十九歲的學生,說道:“她好像說她是自由撰稿人,在寫一個特寫。有時候你是會碰到這種人。不過那個代理人姑娘更符合我心目中作家的形象,雖然高了點兒。”

 

    做代理人的這個女孩兒有一頭金發,皮膚曬得黝黑,很酷地穿著一件鮮艷的紅毛衣,她剛加入梅勒的競選陣營。她也在寫一個特寫,上車后就拿出了筆記本。

 

    “為什么你沒去越南?梅勒先生。”

 

    “我不想被殺死。”

 

    “我在那兒待過兩年,我可沒死。”

    “那真是一場既可怕又可憎的戰爭。也許我應該為它做些什么。或許我應該為此而死。”

 

    班寧靠在前面的椅子上開始談競選活動的計劃。梅勒也向前坐著,他們倆正討論徒步競選活動以及在一些東部酒吧里競選的技巧。梅勒不想在酒吧里搞競選前的游說活動,那意味著要么喝很多酒,要么碰到問他討酒的選民。

 

    做代理的女孩兒說:“您認為自己的政治履歷夠豐富么,梅勒先生?”

 

    梅勒轉向她,笑了笑說:“作為一個結了四次婚的男人——把這寫下來——我想告訴政治家:永遠不要抱著你過去的成績高枕無憂。”

 

    就在她奮筆疾書之際,班寧在談論《生活》雜志上一篇有關此次競選的文章。“那篇文章在星期三是四頁,到了星期四就變成兩頁了,而到了星期五居然變成了一頁半。”

 

    梅勒說,《生活》雜志對它的撰稿人非常嚴厲。“這也就是《生活》正在走向窮途末路的原因。”

 

    “人們都在談論,”班寧說道,“《生活》要倒閉的原因是他們給你那篇關于登月的作品支付了稿酬。”

 

    梅勒笑看著代理女孩兒,“也許他們在試著非難我呢。”

 

    “也許吧。”女孩兒說,“希望我沒讓你生氣。梅勒先生,為什么你如此健談?”

 

    這就是梅勒的競選陣營期望得到的報紙特寫。

 

    我們正位于東城下區。梅勒深情地稱這兒為“幸存地”:陳腐的紅磚房屋,狹窄的店鋪和骯臟的玻璃,一塊應景的空地。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一個東部中城民主改革俱樂部的男人問道,“你的名字怎么會叫梅勒?”

 

    “立陶宛猶太人。”梅勒回答,“兩方面都是。”

 

    這個大廳并不寬敞,兩邊張貼著各種海報、彩帶以及星條旗,大概有四十個人正在折疊金屬坐椅。

 

    “看諸位的長相,”梅勒說,“我敢說你們不是個有同情心的民主黨俱樂部。讓我來聽聽問題吧。我可以想像第一個提問的人將會和我一樣陷入窘境。”

 

    問題是有關第五十一個州的。“你認為紐約州政府會讓你或其他任何人脫離他們?”

 

    “我們都知道什么可以終結一段不愉快的婚姻,正是個聰明的猶太律師,我認為我是鎮上最聰明的猶太律師了。”

 

    這種氣氛并沒有持續下去。一個女人問了有關紐約城市學院的問題。她坐在一個身著粗花呢夾克的男士旁邊,看起來像是她的丈夫,兩人看上去都像是教師。“為什么你不把他們都送進哈佛接受真正的優質教育?”這話顯然是針對猶太人的,她在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說話。

 

    “你剛才說的話顯示了你的偏見。哈佛是我的母校……”

 

    “這就是我提這問題的原因。”

 

    “讓我們假設哈佛的教育并不怎么樣…”

 

    “你在逼她承認她沒有說過的話!”男人吼道。

 

    “我們的大學之于教育的意義就好比《紐約人》之于文學的意義。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笑聲緩和了氣氛。“不好意思我離題了。觀眾不應該相信一個連演講都會離題的演說者。”他又對提問的人說:“你意識到跟你說話的那個人的不愉快了么?”這是一個既直接又溫和的詢問。

 

    “我感到了。”男人說。他的回答就像條件反射一樣,語氣中充滿懺悔之意。

 

    一陣寂靜:這對男女,剛才還在為他們的熱情及“名貴”的衣著而洋洋得意,看起來比開始蒼老幾許。

 

    這并不是最妙的做法,梅勒邊說邊消耗著時間。不過,大學做些調整改進總比等待毀滅要好得多。如果黑人沒有頻繁地遭到侮辱,如果給予他們更多機會,“你會發現黑人將變得和任何——一樣刻薄、丑陋。”他的玩笑像在生氣,他故意讓自己的情緒顯得糟糕。

 

    “你在要求讓孩子們去償還這一切!”女人喊道。

 

    “讓他說!”

 

    “孩子們將會擁有,”梅勒說,聲音壓倒了維持秩序的人,“與黑人一起讀書的愉快經歷!”

 

    會議在這里行至尾聲,令人意外的是,聽眾席中爆發出了掌聲。梅勒得體地往臺下走,雙臂敞開,手掌平攤,像一個準備出擊的摔跤運動員。

 

    梅勒的下一站活動是募集資金,地點就在小鎮里被稱為電子馬戲團的地方舉行。這是個好名字。走廊和樓梯口的藍色、紅色、淡紫色的尼龍織物通過墻上的鋁箔反射出來;在這五彩繽紛的尼龍織物盡頭,是一個寬敞的白色大廳,里面到處是摩肩接踵的年輕人,這些都是梅勒花錢雇來的人。但是此時獨自一人站在話筒前的梅勒卻顯得焦慮。“你們來這兒是看我工作,對嗎?”這個問題讓人同情。“如果我們贏了,誰會關心我們?但是很少。”出于安全考慮,梅勒似乎準備好面對不滿和沉默,他期待著能激怒他的提問。“現在聽好了,我比你們這里的大多數人要保守得多。我會為你們工作并支持你們,但我不認為自己會喜歡這地方。”

 

     這場活動之后,梅勒一行人又來到了現代藝術館對面的公共圖書館,參加女性選民聯盟的活動。一個反對洛克菲勒的藝術專業學生正在外面游行:他們正迅速向大眾發放宣傳冊,一個運動接著另一個運動。接著,場面開始變得混亂:巴迪洛,梅勒的對手之一,帶著他的工作人員從圖書館里沖出來,梅勒跟著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拿著給其他人的宣傳單。

 

    “不管上哪兒我都見得到巴迪洛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你們的支持。”

 

    “諾曼,諾曼。”巴迪洛的擁護者說,“你這話可不怎么好聽。”

 

    和東部的民主黨聚會也被安排進了日程表。可是只有負責拍攝競選活動的攝影師的妻子來到會場,身著一件粉紅色的雨衣。她在路邊等了好長時間了,俱樂部的門鎖上了。忙著搞競選活動的那伙人,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班寧又告訴我們要趕緊去見西部的民主黨,還說我們已經遲到了。

 

    “還是提前些好。”第二輛車子里傳出的聲音。

 

    “我和一個出租車司機談過,”一個外國的記者說(他在電子馬戲團那里加入了我們),“他們可能知道《裸者》,但他們不知道作者是誰。”

 

    “我昨天在布魯克林和一個猶太老人聊天,我告訴他梅勒這個人。他說‘就是那個刺殺自己妻子的家伙嗎?’事情已經過去九年了,但他談起這事兒就像他當天早上剛在報紙上看到過一樣。”

 

    “可能他的報紙遲來了。”

 

    他們又開始談那個代理女孩兒。

 

    “你認為她真是一個作家?”

 

    “她長得這么漂亮,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過她一看就是那種喜歡傍大人物的少女。”

 

    我們終于趕上了西部民主黨的聚會。在百老匯附近一個破舊房子的一樓大廳里,里面貼著羅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些尤金·麥卡錫的海報,還有星條旗。一群大約五十來歲的黑人(有些是波多黎各人)聚集在那里。梅勒的一個反對者正在那里聊天。

 

    “……讓我告訴你一個控制犯罪率立竿見影的妙計……”這是國會議員朔伊爾在說話,他花了五十萬美金才在初選中搞到最后一席之地,在梅勒之下。

 

    梅勒進來了,頭發有些凌亂。電視臺的強光燈朝他打去。他不斷地回頭,不斷地與周圍人握手。

 

    “讓警察遠離派出所和日常工作地方……我們將擁有更卓有成效的政府去控制犯罪率……”

 

    掌聲響起,并不是給議員的,而是給梅勒,接著很快在人們意識到議員在場而平息。現在,作為一個普通議員,穿過混亂的群眾,他微笑著走了出去。

 

    這群聽眾比較沉悶,因此梅勒也略顯無精打采。他用反語開始了演講。他說紐約城市學院將被共產黨接管,這一點瓦格納市長幾年前就提到過了。聽眾還是沒反應。“這是個笑話。”他用愛爾蘭腔講述了一個愛爾蘭風格的笑話。沉默。“看來我已經失去你們的支持了”——傳來一些笑聲,聽眾的情緒緩和下來。梅勒又滔滔不絕地講了二十分鐘,這是今晚最出彩的演講。

 

    次日早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梅勒競選出盡風頭,小鎮宛若歡慶節日。”

 

    首先,電子馬戲團這里的觀眾在東部小鎮的搖滾大廳目睹了一場心理戲劇:“競選”,諾曼·梅勒主演。同時,攝影機錄下了一些詭異的畫面,其中梅勒先生正覬覦著紐約城。

 

    在媒體會議上,梅勒一行就更郁悶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媒體悉數缺席了早上的新聞發布會,而此時梅勒和他的競選伙伴杰米·布雷斯林,一位看起來丑惡而又暴躁的愛爾蘭的著名專欄作家,身體強壯,長著深色頭發,即將發表一篇關于住宅的演說。班寧帶了整整一大箱材料,只有十五個人拿了他發放的資料——一直關注競選的電臺和電視臺的人,還有一些外國的記者及那個身著綠色衣服的代理女孩兒。電視鏡頭和燈光朝她打了一會兒,她顯得很鎮靜。梅勒從惱怒中擠出了一點笑容。

 

    一個記者提了關于紐約新聞界“完整性”的問題。

 

    “簡單來說,”布魯斯林說,“沒有人在這兒。當記者們聽到公園大道上響起槍聲,他們才開始傾聽。”

 

    “電子馬戲團,”梅勒隨后說道,看著班寧遞給他的《時代》的報道,“我不喜歡這個名字和那幢大樓。”

 

    “那真是一幢很爛的樓。”班寧應和到。

 

    “我們從那兒募集了多少錢?”

 

    “幾百美元吧。”

 

    “一點兒都不值。”

 

    “我上次跟一個美聯社的人聊天,”班寧說道,為了解釋為何人們對這場發布會興味闌珊。“他們在辦公室列了一個表。‘這些是我們今天早上要報道的新聞。’還有一個表是‘這些是我們今天不報道的新聞’。明天在同一時間我們還要舉辦一場新聞發布會,看他們來不來。”

 

     我逐漸感受到了班寧身上的戲劇風格,可能因為他受過一些外交方面的培訓,他曾在美國外事機構工作過一段時間,或許是受到不久前在廣播電臺工作的影響。“我今天還不能告訴你,”在活動之后班寧說道,“我的最愛究竟是政治還是表演。”

 

    第二天來了三十多個記者。那個代理女孩兒穿著淡黃色衣服。《時代》派來了一位記者,《華盛頓郵報》也派來了一位。前一天晚上電視網播出了許多采訪,這些隨意的采訪雖然和現實有些出入,但梅勒仍然抱怨倒一如既往。

 

    “我們必須去報社爭取一點地位。他們企圖讓我們的競選荒謬可笑,我看他們已經多少達到了一點目的。我們在這方面失誤了,讓他們占了便宜。”

 

    脾氣越來越糟,笑話越來越少。他看上去既疲倦又咄咄逼人,但是他的表情預示著勝利。不過,也有可能只是在演戲,他的表情太多變了,心情也令人捉摸不定。

 

    兩小時之后,在華爾街集會上,梅勒站在古老的財政部大廈下的華盛頓雕像前,儼然是另外一個人了。他的手時而插在扣好的上衣下面的褲兜里,時而又伸到上衣口袋里,看上去趾高氣揚,像一個穿上體面的新隊服的拳擊手,自信地望著他的支持者排隊站在寬闊的階梯上,擠滿了下面著名的狹窄的街道。音響效果很差。人們根本聽不清臺上發出的聲音,包括布魯斯林揚言要在公園大道上制造槍擊案的威脅。但是整個場面很有戲劇性:仿佛人們真的聽到了布魯斯林的叫囂。

 

    這天早上,華爾街上出現了一個陌生人,他對美國的了解僅限于電影上出現的那些再熟悉不過的畫面。他會覺得此刻站在臺上的那個人就是美國神話人物的縮影:拳擊手、治安官、壞人、歹徒,甚至政治家。這就像一個電影里的場景:著名的城市里著名的街道,幢幢大樓,星條旗,華盛頓雕像下的致詞和歷史。這也符合梅勒對城市的感覺,或者對場面的感覺。

 

    但是當我在競選活動結束后一周向梅勒提起此事時,他對華爾街的記憶很模糊;那次運動的細節、場景、話語,早已變得模糊不清。

 

    “你不是作家,所以你不注意觀眾們的穿著。你只意識到他們目光的存在,就像一種對你演講的回應。你更像一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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